这,我认为,和物质生活的转变有关。在物质相对贫乏的五,六和七十年代,社运分子和政治人物为立场而不妥协的例子,比比皆是。今天生活的安逸与物质提供的方便,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人的意志。妥协与接受现实,相对于非暴力抗争,二者的界限变得模糊。
那个时期,无可否认是个大时代。二战后,冷战期,兼并着所有国家在废墟中的重建和挣扎,有着令人热血沸腾的历史背景。这是今天的人完全感受不到,和无需面对的。
比如,我们被吊销公民权的林连玉:今天的年轻人不可能了解这头发稀疏的瘦小老头的头脑里想的是什么。一个完全不懂英文的人,胆敢和政府官僚对着干。支持他的精神是什么?我们知道吗?
今天,甲华堂拒绝了州政府两万马币的文化节施舍,令人击掌。然而令人激赏的,不是拒绝这小小的恩惠的动作,而是站在番薯国华团文化乡愿传统的视角看过去,这是少有的,令人惊叹的。
大时代,会凸显人性的极丑,也会将人性中的忠勇激发出来。当这些被激发的勇气和骨气,在不只是一个人,而是一整个社群中散发开来的时候,就形成了一道洪流,冲击着小丑和牛鬼猪神。
但我希望方总会长不要害怕,不要说人家“没有和总会有一致性的协调”,而要尝试去明白。。。嗯?
我想,另一个大时代正在来临。看以往冷漠的人走上街头,看各类抗暴政保家园团体如雨后春笋冒出,而且没有人屈服。这点,不需要重提六十年代来让你明白。你如果真的不能明白的,更不需要担心你那时候还小,或还没出世,或懒叫还没生毛。从308到现在,对番薯国民来说已经是很好的历史洗礼。
知今,而能通古矣。